1920年3月31日,李大钊在北大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——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”,时任北大董事长的蔡元培专门拨了房间作为研究会的活动室,成员们亲切地称之为“亢慕义斋”,“亢慕义”取义于“共产主义”一词的德文音译。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,首先必须做一个马克思的读者,在“亢慕义斋”里,李大钊组织有志青年搜集整理和翻译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等人的著作,他们时而伏案研读,时而走进群众中进行宣讲。
青年毛泽东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接触,就与这一研究会有极大关系。他曾回忆道:“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,在李大钊手下,很快地发展,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。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籍,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就是《共产党宣言》。”
如今,在北大图书馆依然能看到盖着“亢慕义斋”印章的共产主义文献。“亢慕义斋”的名字把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文明典雅、简洁地结合在一起。2016年7月,笔者曾慕名专程寻访“亢慕义斋”旧址。根据罗章龙等人的回忆,“亢慕义斋”位于北京景山东街2号,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,像两侧贴有一副对联“出研究室入监狱,南方兼有北方强”。笔者按图索骥,前去寻访旧址。
但如今的景山东街,两侧是成荫的绿树和整齐的民居,并不见“亢慕义斋”任何痕迹,彼时进步青年的身影,早已消逝在老百姓锅碗瓢盆的日常生活中。
没找到“亢慕义斋”,笔者索性走进石驸马后宅胡同的李大钊故居。大钊烈士居住在这里的那段峥嵘岁月,见证了“亢慕义斋”的成立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。
李大钊故居的陈设极为朴素,仅有几件简单的家具。遥想过去,1916年,留学归国的李大钊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中,成为这场运动的一名主将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,帮助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,认为只有这一真理才能救中国,由此开始发表大量宣传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。
1919年,李大钊公开阐明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”。次年初,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和上海分别着手筹建中国共产党,史称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。陈独秀写信询问党的名称是否用“社会党”,李大钊回信一锤定音,就叫“共产党”。
当时,李大钊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并兼任经济系和历史系教授,每月有200—240银圆的收入。按当时物价,2银圆即可买25公斤面粉,他本来完全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。但据李大钊的学生张尔岩回忆:“他每天上下班不坐车,中午不回家吃饭时,自带干粮,有时是一张大饼,有时是两个馒头或窝头就点小菜和白开水下肚。他不吸烟,很少喝酒。”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居然难以应付买米买菜度日的最低开支,直到董事长蔡元培知道此事,亲自叮嘱学校会计,每月都要直接给李夫人送去一部分李大钊的月薪,以安排全家度日之用。
原来,据考证,李大钊把一多半薪金交了党费,用于维持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日常活动,以及购买共产主义文献。截至1922年4月,该研究会已有英文图书数百册,报刊上百种,设有英、德、法三个翻译组,出版了中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《共产党宣言》等。李大钊的一部分收入还用来资助学生,并经常到工人中宣讲共产主义,给工人买糖果茶叶。这样一来,留下的薪水确实微乎其微。
在白色恐怖下,中共中央为保护李大钊曾通知李大钊等人去武汉成立中央分局,李大钊却回答道:“假如我走了,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?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。”1927年4月6日,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后,对共产党员进行抓捕,李大钊也被捕了,随后社会各界人士曾设法予以营救。
李大钊写就《狱中自述》:“钊自束发受书,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,实践其所信,励行其所知,为功为罪,所不暇计。”在狱中,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,企图获取更多党组织的信息,但李大钊忍痛作答:“大丈夫生于世间,宁可粗布以御寒,安步以当车,就是断头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气节。”
最后,李大钊从容就义,他在绞刑架前挺直身躯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说:“你们不能因为今天绞死了我,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,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,如同红花的种子,撒遍各地,我们深信,共产主义在世界,在中国,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。”
1927年4月28日,李大钊牺牲时不满38周岁。在随后的日子,我们的党正如大钊同志所展望的那样,从建党初期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8900多万党员规模的世界第一大政党,在中国革命、建设、改革的各个时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。
纵观李大钊一生,他生活清贫,几乎没有任何物质享受,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受尽折磨,但我们能说他的一生是不幸的吗?!
幸福产生于人们对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,而信仰表征着对美好事物和崇高价值的追求。马克思曾说过,“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”,而他也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最壮丽的事业——为了人类解放而斗争!当我们觉得信仰可有可无,甚至为了物质而丢弃信仰时,这也正是我们背离幸福的时候。因此,做一个幸福的人,就要从做一个有信仰的人开始。
来源:人民网
编辑:蒋世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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